哪些人容易成为间谍？
发现所需要的人，吸引和吸收他们，培养和使用他们，是谍报工作的基本内容，也是谍报工作中的用人之道。
在用人上，不同国家的谍报机构有不同的传统，但不外乎自愿与强迫两种。自愿，即情报官员运用各种手段，促使工作对象在思想上自觉或基本自觉地接受使用，为谍报机关服务。强迫，则是指情报官员利用工作对象的某些弱点，故设圈套，以巨大的利害关系相威逼，迫使其不得不为谍报机关服务。
采用什么样的用人方法，与招募对象的特质有着密切关系。成为间谍必须具有下列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具有接触情报的能力或渠道。克格勃101高级情报学校的教材《在美国和第三国发展美国人的实践》中指出，情报机构接触的对象包括：政府各机关的职员，能够接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谍报、反谍报方面秘密情报者；非政府机关、团体的雇员，由于本人的工作或利益关系而能够接触……国家机密者——新闻记者、技术公司或机关的雇员、移民团体的代表、第三国谍报机关的间谍；私营企业的雇员，能够接触科技、经济机密情报者，将来极有希望被政府机关起用者。第二个条件是，招募对象具有成为间谍的动机。这些动机包括：招募对象正想寻求回报，如金钱、性、出国旅行、子女留学等；在意识形态上与本国政府对立，有报复社会的动机；与外国有某种联系，如人种、文化、宗教、语言联系；有易于屈服的性格特点，有某些不想见光的历史，如丑行、吸毒、酗酒；另外，寻求刺激的对象也是情报机构的猎物。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特工进行情报训练时，认为人类有四大弱点可资利用。这四种弱点是：贪图金钱，思想意识上的偏差，容易妥协的性格和自私自利的本性，并把这四种缺点概括成缩写字母MICE，即：金钱（Money）、思想意识（Ideology）、妥协（Compromise）或强迫（Coercion）、自私自利（Ego）。
物质利益。即以金钱等物质利益作为谍报工作用人因素。中国兵圣孙武提出“赏莫厚于间”，强调要用高官厚禄吸引间谍，事实上也确有大量案例证明金钱在间谍招募中的作用。据统计，冷战期间发生在美国的139起间谍案件中，有55.4%是出于金钱因素而充当间谍。每个间谍收取的报酬，有17起在1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有7起在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有4个间谍获取的报酬竟然超过100万美元。如，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阿尔德里奇•埃姆斯从克格勃手中获取的报酬竟然高达1，397，300美元。
既然金钱有着巨大的威力，谍报机构在进行招募时，总是优先考虑招募对象是否贪财。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说：“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总是有叛徒，总是有间谍，总是有人愿意叛国，看来，大部分动机是金钱。”美国前司法部长阿什克劳夫特则警告：“有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
此种招募方式由金钱开始，但在整个过程中金钱并不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谍报机构并不会付出太多的金钱。首先，谍报机构会让情报员明白，他所得到的报酬，必须要与其收入水平大致相符，如果他的生活方式明显超出其收入水平，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一后果足以打消情报员索取过多金钱的念头。其次，情报员在接受谍报机构金钱的同时，通常都会留下字据，谍报机构也可能会偷偷录音录像。这些材料都将成为威胁情报员的武器。一旦情报员不听摆布，这些证据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因此，谍报机构无须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
思想意识。在MICE公式中，利用招募对象思想意识上的弱点是一种最可靠的方式。在思想上与本国的意识形态产生差异，从而走上叛国之路的间谍，背叛动机最真实，其活动将是最可靠的。对于这种间谍，谍报机构完全可以放心。因此，谍报机构总是千方百计利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打动拟招募对象的心扉。美国前中央情报主任艾伦•杜勒斯指出，要利用西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吸收“志愿人员”，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他认为，真正高明的用人之道，是在情报战中“攻心夺魄”，占据对方的整个心灵，令其心悦诚服地为自己效劳。
苏联谍报机构在利用意识形态招募间谍方面硕果累累。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开动宣传机器，把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渲染成人类社会的样板工程，其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仁人志士。苏联情报史上最成功的招募几乎都是通过招募对象与苏联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共鸣而实现的。如著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出生于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家庭，其祖父是马克思的朋友，参加过1848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佐尔格积极投身德国革命。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佐尔格再次与苏联共产党接触，从此走上了情报工作之路。
苏联利用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招募情报员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当时西方正面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一大批中上层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绝望，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取得斐然成就的苏联无疑在他们眼前闪现着耀眼的光芒。尽管这些人出身富有，享受了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与本阶级产生共鸣，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叛逆和共产主义的信徒。
傲慢与虚荣。英国记者查普曼•平彻在分析叛国者的动机时，认为性格中的弱点是重要因素之一。平彻认为，有些人过着欺骗成性的生活，这种欺骗通常也包含某种类型的自我欺骗，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傲慢和虚荣。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性格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人极易被谍报机构看中。英国学者G•M•威肯斯教授认为，苏联间谍金•菲尔比、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等人具有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傲慢性格以及一种不合人情的以欺骗为乐的习惯，更不用说他们对自己家庭背景的一种可怕的仇恨感，但同时却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家庭为他们带来的荣华富贵”。瑞典军官史迪克•温纳斯特洛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因胆怯而弃机逃生，同事称其为“兔子”。这个外号使他十分生气，感到被轻视。后来他成为苏联总参情报部间谍。瑞典反间谍机构负责人在总结温纳斯特洛姆的动机时，这样说道：“他事业有成就，是个好父亲，没有恶癖，没有犯过政治错误……但出卖祖国的主要动机却是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温纳斯特洛姆有一种自卑的变态心理，而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心理学家认为，许多人犯罪是因为存在着某种“缺陷”而怀恨社会，总想伺机报复。有这种“缺陷”感的接触机密的人员，很容易被谍报机构利用，成为招募对象。如美军士兵罗伯特•李•约翰逊渴望出人头地，但他服役的部队未能给他提供机会。他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于是与克格勃联系，从而为克格勃在美军内部埋下了一颗钉子，使其遭受重大损失。
2001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该局反间谍官员罗伯特•汉森涉嫌替苏联和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使美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美国学者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认为，汉森之所以充当间谍，并不仅仅为了金钱，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少年般的反抗精神”，想证明自己比其他所有人都出色，强烈的优越感驱使他要不断证明这一点，这种心理因素可能是汉森甘冒风险的首要原因。
控制胁迫。即通过了解、发现、掌握的涉及招募对象名誉、地位的隐私或犯罪证据，作为要挟手段，迫使其就范。在众多陷阱中，情报机构设置的色情陷阱最为常见。如东德国家情报局局长沃尔夫发明了一种“罗密欧战略”，即通过色情胁迫手段控制招募对象。西方情报界将克格勃的性间谍称为“燕子”和“乌鸦”。
一般来说，无论是“燕子”还是“乌鸦”，讹诈是其最常用的手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克格勃曾向法国驻苏大使莫里斯•德让发动凌厉攻势。莫里斯•德让是戴高乐将军的密友，1955年12月被任命为法国驻苏联大使。克格勃在德让的寓所安装了窃听器，德让的苏联籍司机及其夫人的贴身侍女都是克格勃的情报员。拉莉萨•克隆别尔格－索鲍列夫斯卡娅（“洛拉”）被选定为执行引诱德让计划的“燕子”。在洛拉的进攻下，德让很快上钩。
克格勃“乌鸦”最成功的进攻发生在西德。西德政府有大量的女秘书，其中许多成了克格勃“乌鸦”的猎物。1960年，一位名叫海因兹•谢特林的克格勃特工以摄影师身份接近在西德外交部工作的海因茨•隆诺，两人一见钟情。谢特林要隆诺把外交部的文件带回家，拍照后再还回去。1966年，谢特林的顶头上司叶夫根尼•龙格叛逃西方，供出了谢特林和隆诺。龙格说：“他们甚至复印了外交部的外交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这为进一步引诱和讹诈这些人打下了基础。由于隆诺的出色工作，我们足不出克格勃机关，就能预先知道西德反谍机关何时要对我们或东德的特工采取行动。”
同性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甚至是丑恶的现象，使同性恋者有一种压力感和罪恶感，这种心理上的弱点，很容易使他们成为谍报机关的猎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的反间谍专家、军事情报局局长雷德尔上校就因为同性恋被沙俄特工讹诈，被迫充当间谍，出卖奥匈帝国的军事机密，导致奥匈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
苏联谍报机构把控制胁迫作为招募的又一个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在招募工作中产生过神奇的效果。但毫无疑问，因为缺乏牢固的思想根基，以控制胁迫方式招募的间谍往往经不起复杂环境的考验。实际上，一个间谍的动机非常复杂，并非由某种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苏联在美国招募的间谍伊丽莎白•本特莉最早在罗马留学，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回国后她又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成为苏联特工头目戈洛斯的情妇兼交通员，当戈洛斯去世后，她接管了苏联谍报网。她充当间谍的动机，既有间谍生活的刺激，也受戈洛斯个人魅力的吸引。戈洛斯的去世对她的私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结果她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造成苏联在美谍报工作的全面崩溃。
